第十七章 神甫的牢房第2/4段
“如我有决定权的话，我不会留他的，因为我常常发现他的账目不清。”
“好极了！那么现在告诉我，当您和勒克莱尔船长作最后的谈话的时候，有谁在场？”
“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们的谈话会不会被别人偷听到了呢？”
“那是可能的，因为舱门是开着的，而且……等一下，现在我想起来了，当勒克莱尔船长把那包给大元帅的东西托付给我的时候，唐格拉尔正巧经过那里。”
“对了，”神甫喊道，“这是问题的关键。您在厄尔巴岛停泊时，有没有带谁一同上岸？”
“没有。”
“那儿有人给了您一封信？”
“是的，是大元帅给的。”
“您把那封信放在哪儿了？”
“我把它夹在我的笔记本里了。”
“那么，您是带着笔记本去的？但是，一本大得能够夹得下官方信函的笔记本，怎么能装进一个水手的口袋里呢？”
“您说得不错，我把笔记本留在船上了。”
“那么，您是在回到船上以后才把那封信夹进笔记本里的？”
“是的。”
“您从波托费拉约回到船上以前，这封信您放在哪儿了？”
“我一直把它拿在手里。”
“那么当您回到法老号上的时候，谁都可以看到您手里拿着一封信了？”
“他们当然看得见。”
“唐格拉尔也像其他的人一样看得见吗？”
“是的，他也像其他的人一样看得见。”
“现在，听我说，您仔细想一下被捕时的各种情景。您还记得那封告发信上的内容吗？”
“噢，记得！我把它读了三遍，那些字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请背给我听吧。”
唐泰斯沉思地想了一会儿，像是在集中他的思想似的，然后说道：“是这样的，我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背给您听：
检察官先生台鉴，敝人乃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兹向您报告有爱德蒙·唐泰斯其人，系法老号之大副，今晨自士麦那港而来，中途在那不勒斯和波托费拉约港停靠过。此人受缪拉之命送信与逆贼，并受逆贼命送信与巴黎波拿巴党人委员会。
逮捕此人时即可获得其犯罪证据，信件不是在其身上，就是在其父家中，或者在法老号上他的船舱里。
神甫耸耸肩。“这件事现在一清二楚了，”他说道，“您一定是天性极不会怀疑人，而且心地太善良了，以致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真以为是这样吗？唐泰斯禁不住说道，啊！那真太卑鄙了。”
“唐格拉尔平常的笔迹是怎么样的？”
“一手很漂亮流利的字。”
“那封匿名信的笔迹是怎么样的？”
“稍微有点向后倒。”
神甫又微笑了一下。“哦，伪装过的是吗？”
“我不知道！但即使是伪装过的，也写得极其流利。”
“等一下。”神甫说，他拿起他那自己称之为的笔，在墨水里蘸了蘸，然后用他的左手在一小片布片上写下了那封告密信开头的三个字。唐泰斯退后了几步，不胜惊恐地看着神甫。
“啊！真是不可思议！”他惊叫道，“您的笔迹和那封告密信上的简直一模一样呀！”
“这就是说那封告密信是用左手写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什么？”
“就是用右手写出来的笔迹人人不同，而那些用左手写的却都是大同小异的。”
“您显然是无事不知，无事不晓的了。”
“接着往下说吧。”
“噢，好的，好的！”
“现在要提到第二个问题了，有谁不愿意看到您和梅尔塞苔丝结婚呢？”
“有一个人，是一个也爱着她的年轻人。”
“他叫什么名字？”
“费尔南。”
“那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呀。”
“他是加泰罗尼亚人。”
“您认为他会写那封信吗？”
“噢，不！假如他想除掉我，他会宁愿捅我一刀的。”
“西班牙人的性格倒也确实如此，他们宁可当杀人犯，也不当懦夫。”
“再说，”唐泰斯说，“信中所涉及的各种情节他也是完全不知道的。”
“您自己绝没有向任何人讲过吗？”
“没有。”
“甚至没有对您的情妇说过吗？”
“没有，甚至连我的未婚妻都没有告诉过。”
“那么就是唐格拉尔写的了，毫无疑问。”
“我现在也觉得一定是他了。”
“等一下，唐格拉尔认识费尔南吗？”
“不……是，他认识的。现在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什么？”
“在我订婚的前一天，我看到他们两个人一同坐在邦菲尔老爹的凉棚里。他们态度很亲热。唐格拉尔在善意地开着玩笑，但费尔南却脸色苍白，看上去很恼怒。”
“就他们两个人吗？”
“不，除他俩还有第三个伙伴，我很熟悉的，多半就是他让他们俩认识的。他叫卡德鲁斯，是个裁缝，不过当时他已喝醉了。等等……等等……我怎么没想到呢！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有笔、墨水和纸。噢，这些没心肝的坏蛋！”唐泰斯用手敲着自己的脑袋喊道。
“您还想知道什么别的事吗？”神甫微笑着问。
“想，想，”唐泰斯急切地回答说，“既然您能把一切都分析透彻，既然您能对一切事情心明眼亮，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我只被审讯过一次，为什么我没有上法庭，为什么我没被判决就定了罪？”
“这事可就完全不同了，而且要严重得多了，”神甫答道，“司法界的内幕常常是太黑暗、太神秘，难以捉摸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您那两个朋友的分析还算是容易的。假如您要我来分析这件事，您就必须再给我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这我当然是很乐意的。请开始吧，我亲爱的神甫，随便您问我什么问题好了，因为说老实话，您对于我的生活看得比我自己还要清楚。”
“那么首先，是谁审问您的，是检察官，代理检察官，还是预审官？”
“是代理检察官。”
“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大约有二十七八岁左右。”
“好！”神甫回答道，“虽然还没有腐化，但已有野心了。他对您的态度如何？”
“宽容多于严厉。”
“您把您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吗？”
“是的。”
“在审问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有，当他那封陷害我的信的时候，显得很激动。他似乎难以忍受我所遭遇的不幸。”
“您的不幸遭遇。”
“是的。”
“那么您肯定他很同情您的不幸了？”
“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他对我的同情。”
“是什么？”
“他把那封能陷害我的唯一的信烧毁了。”
“您是指那封告密信吗？”
“噢，不！是那封要我转交的信。”
“您肯定他把它烧了吗？”
“他是当着我的面烧的。”
“啊，真的！那就不同了。那个人可能是一个您想象不到的最阴险、毒辣的家伙。”
“说真话，”唐泰斯说，“您使我太寒心了。难道世界上真的遍地是老虎和鳄鱼吗？”
“是的，但两只脚的老虎和鳄鱼比其他猛兽更危险。”
“我们继续说下去吧。”
“好！您告诉我他是当着您的面烧掉那封信的吗？”
“是的，当时他还说，‘您看，我把唯一可以攻击您的证据毁掉啦’。”
“这个举动过于崇高，反而不自然啦。”
“您这样以为吗？”
“我可以肯定。这封信是给谁的？”
“给诺瓦蒂埃先生的，地址是巴黎高海隆路十三号。”
“您能推想，烧毁那封信，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也许吧，有两三回，他让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那封信的事，并说是为了我好，他还硬要我郑重发誓，决不吐露那个收信人的名字。”
“诺瓦蒂埃！”神甫反复念道，“诺瓦蒂埃，我知道在伊特鲁里亚意大利中西部古国，位于后来的托斯卡纳地区。女王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大革命时期也有一个诺瓦蒂埃，他是个吉伦特党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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