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58）第1/1段
宜昌宗教面面观
五十八古佛寺的前身中
仇富心理，就是当一些人张扬炫富于世之时，人们对他这种人特别是一夜暴富者所表现出的一种怀疑迁怒嫉妒蔑视不屑愤懑仇恨等复杂的心理状态。现在一提到仇富，国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贫富分化为富不仁。于是有人把这种仇富现象说成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殊不知，平均主义本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共产主义的最高追求。于是才有仇富的情结。“劫富济贫”是绿林好汉的口号，“等贵贱，均贫富”是农民起义军打出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是我党之所以胜利的根本所在，
按照陈大厚的说法：“当时公安局认为有油水可捞，以煽惑群众，籍道敛财的罪名将我父亲逮捕，更可笑的是，一些警士用绳子杠子把这尊灵菩萨也同时绑架入狱一时间满城风雨，议论纷纷，成为全城第一大新闻。”而超明在他所写的那篇：“宜昌佛教的变迁”一文中则写得很清楚：“古佛寺在珍珠岭，建于民国十五六年公元年间，原来是由陈姓将武圣宫的一尊古佛，移于通惠路解放路搭盖的一间草棚内，一时传说菩萨很灵，来烧香求神治病的人连路不断。当时通惠路是宜昌新辟的一条马路，驻军杨森部队认为有碍观瞻，下令迁走”。这就是陈汉卿锒铛入狱的原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扰乱社会治安”。
在宜昌人物志中可以找到对超明法师的相关介绍：“超明年，俗名郑祖元，当阳人。祖辈以务农为业，家境贫寒，郑幼时只读书一年，民国元年公元年到荆州如来庵拜佛根为师，取名法纯。民国十年公元年在当阳玉泉寺正式出家，法名演兴，号超明。翌年在远安庆寿寺受戒，嗣后相继在玉泉寺毗庐殿宜昌普济寺沙市章华寺江口九莲庵大通莲花寺居住。民国十五到二十一年先后到荆州枝江上海宁波杭州苏州北京青岛等地寺庙听经游方和挂单。民国二十二年公元年月任宜昌慈云上院管堂古佛寺住持。”
介绍中也介绍了超明解放前的主要情况：“民国二十三到二十四年先后应邀任玉泉寺和四川峨眉山开导师。民国二十五年公元年在宜昌创办佛教小学。民国二十七年公元年月在古佛寺主持为期天的华严法会，翌年又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法会。民国二十九年月到玉泉寺任开导师，接任方丈月回宜，请本一法师在居士林位于肖家巷讲经，法会未结束，日军侵宜，即避难重庆北碚藏理院任知僧及图书管理员。抗战胜利后回宜昌，修复古佛寺并任方丈，直至宜昌解放。”
解放后超明的表现依然很优秀：“年月，超明带领僧尼筹划生产自救，创办僧伽织布厂，自任厂兼保管年又开办大雄棉织厂。次年两厂合并为佛教生产组，年与同行业进入合作社，为宜昌市棉织一社。年月，宜昌市成立佛教会，超明被选为副理事年月当选为宜昌市佛会行委会副主任年月任宜昌市佛教协会筹委会会次年赴京参加中国佛协二届全会年以后的年自然灾害期间，带领部分僧尼到郊区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超明终身致力于佛教事业，曾任中国佛教理事湖北省佛协筹备会主任省佛协副会及宜昌市佛协筹委会会，历任市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市政协第一至六届委员和第七届常委等职。年圆寂，享年岁。”
从当阳玉泉寺的介绍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超明法师的尊敬：“玉泉寺自智额法师开创后，高僧辈出，唐代有高僧神秀一行神会宋代的慕容务本法师元代有藏山钟山法师明代有常镇无寂法师清代有莲月法师近代有祖印法师建国后有尘空超明法师，他们在玉泉寺讲经说法，对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作者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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