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第2/2段
“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正义责（袁）绍。绍使太祖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
从袁绍的用人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出，袁绍重名而轻实的心理倾向。袁绍对名望是异常重视的，由此导致如袁绍嫉贤妒能而错杀田丰。在这个舆论占很大支配力的时代，袁绍的崛起很大成分上是依赖家族的社会影响及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外界的虚名，所以袁绍很注意“世资”对个人声望的培养，“从吝饰咨，以收名誉”。官渡之战后曹操进入袁绍大营“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在外带兵打仗之时还带着图书珍宝，可见袁绍为人贵族气息，炫耀虚名而不务实务。
而曹操的用人恰恰相反，他大胆任用出身徽贱的人，委以重任，这些人不仅能够较好地执行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出身宦官之家的自卑感。曹操多次下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怀招揽人才。加之他作为汉末安定、统一的化身，其重新统一中国的抱负，既为能人志士所向往，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此人才云集，如百川归海。
如果说战略的选择使袁绍集团政治上处于被动，那么袁绍集团在用人上的失误则是断送了其人脉关系。在袁绍手下主要由土著的冀州集团和颍川集团两大智囊团，但这两大智囊团却是矛盾重重，引起严重的内耗。颍川集团好结党兴争，《汉书·地理志》曰：
“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逃争讼生分为失”
又据《汉书·赵广汉传》“颍川大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由于颍川从西汉就有着这样的社会风气，到东汉时仍持续，但冀州集团的谋臣却多刚烈、正直，田丰“刚而犯上”，审配“忠烈慷慨，有不可之节”，作为这两大集团的领导人，一定要协调好二集团的关系，不然就有可能敌人未到，而自身先灭。“汝、颍固多奇士”。
然而在袁绍集团内部的颍川谋士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反而与耿直的冀州集团的谋士矛盾尖锐，几乎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而二集团的斗争的本质则是代表统一的冀州集团与善于猜摸心思代表袁绍割据一方心理的颍川集团的斗争，但袁绍由于其用人以个人感情倾向为主，偏听偏信，而导致其在战略思想离统一上越走越远，也导致自己集团内部内耗严重。
与袁绍集团相似，曹操军阀集团中也有两大阵营：汝颖集团和谯沛集团，汝颖集团以荀彧为核心，多谋臣，谯沛集团是曹操的戚族，多武将，他们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阀集团。曹操时期统兵征讨与宿卫大将，大都是谯郡人或是沛国人，当时最重要的军职是四征将军，中领军和中护军，通过《魏志》我们可以查看到，曾任过四征将军的有夏侯渊、曹仁与张辽，担任过同四征将军或高于四征将军的有夏侯惇（大将军、督军）、曹洪（都护将军），统兵征战独当一面，几乎均操纵在谯沛人之手，其他的还如曹休、曹真、许褚均谯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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