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成济弑君第2/2段
司马昭欲开脱贾充弑君之罪，于是亲入内宫，请郭太后下旨，出殿令黄门侍郎向众臣宣诏道：“太皇太后懿诏：初因高贵乡公曹髦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立之为帝，不料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某数次呵责不果，后与大将军司马昭议废立之，大将军谓其年幼尚可雕琢，请观后效，由此不废。彼竟得寸进尺，引弓射我宫殿，矢落我足下。某数十次令大将军废之，曹髦乃至贿我左右，欲鸩害于我。后见事情败露，故欲带兵入西宫杀我，由此仗剑出宫，兵行禁苑。幸大将军司马昭及时知之，令贾充前来谏止。因曹髦混于士兵之列，故被大将军将士误杀。此儿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论罪当废为庶人，亦宜以民礼葬之。”
侍郎宣罢太后懿旨，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等联名上疏，请太后格外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准奏，于是以高贵乡公之礼，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出殡之时，只有少数文武随葬，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皆指谓其灵柩议道：“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洛阳之民因悯其为明君，为奸人所弑，于是皆掩面而泣，悲不自胜。书中暗表，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封号，故其在位期间年号均为高贵乡公某年，此亦史籍中一大奇观。事毕，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罪诛杀王经。王沈因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并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时隔二十余日，司马昭因闻洛阳万民群情激愤，于是下令诛杀弑君之贼成济三族，使贾充率禁军往其府中捉拿。成济兄弟正在家中等待大将军封赏，不想反得灭门之罪；正在熟睡之时，闻听禁军来拿，兄弟两个于是赤身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主谋，贾充指使，方有弑君之事。贾充喝令放箭，成济兄弟被乱箭射杀，并夷三族。
列位看官，曹髦得此下场，虽是贾充欲拥立大将军司马昭，有意而为，亦实由其自找，文人习气爆发、一时冲动所致。若其与故汉献帝刘协一样胸怀，审时度势，绝不至于到此地步。曹髦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称裴秀为“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马望和钟会亦各有名号。曹髦性急，且文人习气满怀。甘露元年二月丙辰日，曹髦与群儒讨论夏少康与汉高祖刘邦高下，最终定论以少康为优，说道：“夏衰败，相被杀，少康聚夏之孓遗，复禹功绩；高祖拔众人于野，驱豪俊灭秦、项，包举宇内；此二君可谓殊才大贤。然考其功德，少康生于国灭之余，以奴隶跋涉奔波，仅全自身；后能施德用谋，终灭浇于过、灭豷于戈，以建奇功。高祖趁秦土崩瓦解之势，倚权术凭智谋，以武成功，行止多违圣人法度：为子使父屡处危险，为君令贤相被囚，为父不能保全己子；一旦驾崩，国几危亡。若与少康互换其境，或未能复兴大禹功业。由此而论，夏少康高于刘邦也。众卿咸思之。”荀顗、袁亮、崔赞、钟毓、虞松等人又有不同观点，曹髦一一娓娓解之，众臣皆拜服其论，侍郎钟会即将此次评定编次记载下来，传于后世。
继而曹髦又尝在太学令学者讲《周易》、《尚书》、《礼记》等，常以雄辩之论问得博士张口结舌，理屈辞穷。甘露二年五月，曹髦至国学馆，命群臣赋诗。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拖延，朝官奏免其官。曹髦说道：“朕不聪明，却爱好风雅，今令即席吟咏，不过欲知某朝政得失耳。尔等未解我意，故诗中皆不着边际。今赦和荄等人，后群臣皆应钻研古书之义，明经典之旨，朕则乐也。”甘露三年九月，曹髦下诏崇有德老人，推行教化之政。关内侯王祥行仁义以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以二人皆为当今贤者，于是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曹髦亲率朝臣，依古礼聘任之。为政如此，故深得士民爱戴，以为明君。此番因欲夺司马昭兵权一怒而起，虽然未获成功，但亦强于曹芳多矣。古之为帝不堪凌辱奋然拔剑而起，不肯退让视死如归，如高贵乡公曹髦者，有史以来鲜有其人矣。与其苟且偷生，毋宁高贵赴死，谓曹髦倒有项王之风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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