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8）第1/1段
宜昌宗教面面观
八宜昌的兴起下
其实，鸦片贸易才是开埠后宜昌水运发达的重要特色。和宜昌市志概述的那样：“从清末到宜昌解放的半个世纪，宜昌成为全国鸦片贸易的集散地。”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宜昌周边就已经到处都种有鸦片，每年收获鸦片“总共不下数千箱。”据宣统通志载：早在同治九年公元年，满清就在“宜昌于平善坝设立总卡，由厘金局另行设柜分办，每月收税若干，分册分报。”由此可见，宜昌在开埠前就已有了鸦片交易。而到了光绪十五年公元年，宜昌鸦片厘金局成立，除海关征收鸦片关税外，厘金局又征收一道落地税。第二年，宜昌的鸦片贸易公开化合法化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年，宜昌成了八省总局，云贵川所产鸦片全都从宜昌外运。
所以自宜昌鸦片贸易公开化的光绪十七年公元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年将总局迁往武昌的这段时间里，就是宜昌鸦片贸易兴盛的第一时期。正如宜昌海关署税务司李约德在光绪十八年公元年月日的那篇很很详尽的宜昌十年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宜昌失去土药的税收，该港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到一个很小的数目”。
到了民国初期公元年宜昌两次发生兵变，全城商户被兵变士兵哄抢，房屋被烧毁，致使宜昌市场一蹶不振。当时的宜昌商会会韩慎之在民国十一年公元年秋，专程赴河南郑州拜见吴佩孚，请求开禁鸦片，公开征税，活跃商场，以济军饷。韩慎之献策说：“沿清末旧例，不设征税机关，由商会成立济宜公司代收烟税，正税上交北洋政府，地方收取附加捐。”这等既树牌坊又当婊子的事情自然会使得军阀吴佩孚欣然同意。于是，“济宜公司”浮现宜昌，由韩慎之充任经理。“自是杀人越货之风泯，烟土遂由军阀包运。”
于是，宜昌又成为云贵川鸦片行销内地的主要通道，各省烟商云集于此进行公开的鸦片贸易，有资料表明，宜昌再次成为全国最大的贩烟中心之一，每年可收烟土税多万银元，最多年份征税居然高达多万银元。这不仅标志着开埠后的宜昌鸦片贸易达到了巅峰，也被称为是宜昌的“黄金时代”。而规模巨大的鸦片贸易，也刺激着宜昌城市消费的畸形发展。城中大街小巷，烟馆林立，多达百余家青楼堂班，公娼私妓应时而生。每逢傍晚，到处灯红酒绿，饮酒豁拳，陪酒清唱，声达户外，通宵达旦。
不过，鸦片对于宜昌民众身心的摧残也是显而易见的。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监察委员的周利生在年月上书的视察湖北报告中写得十分明白：“湖北有一特殊现象使人目击心痛者，即鸦片烟毒弥漫全省也。”“仅宜昌一市，烟馆将及千数其烟铺林立，烟客拥挤，男女老少应有尽有，四五岁小孩吸烟并不视为奇事，甚有一二岁婴儿亦须父母呵以鸦片者。所以鄂西人民大多数烟容满面，车夫苦力固无论矣，即社会领袖学校学生亦多面黄骨瘦，一望而知为瘾君子者。一切的一切，无不建筑于鸦片之上，保安队也，公安局也，固以鸦片税捐为其经营，甚至法院党部以及中小学校，亦赖鸦片捐以为补助，可说若无鸦片即无世界。此种情形，闻者决不相信，见者莫不痛心。”
不过，虽然民国十六年公元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对烟土征收重税，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贩卖烟土的贸易在宜昌依然红火。然而，随着民国十九年公元年征税机关移设汉口，宜昌的鸦片贸易日落千丈，宜昌商埠的税收顿减大半，宜昌的转口贸易一蹶不振。到抗战爆发前，宜昌全年贸易总额由世纪初高居江大商埠第四已经跌至最后一位，直至解放前夕，宜昌仍是一座百业凋敝的消费城市。
作者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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